目前中国拥有世界领先的移动支付市场，其中还有大量的第三方支付服务构成。
自2002年中国银联成立并形成的支付产业，在过去的十年中，中国的支付产业发展迅速。到2020年，我国已经拥有银行卡联网的签约商户超过2500万，银行卡累计发行量超过85亿张，而这些银行卡大多已经绑定到微信或支付宝等支付帐户，成为移动支付的一部分。
可以说，移动支付在人们的生活中，已经成为基础工具，对大部分从根本上改变了商业模式，许多公司的业务形态也发生了变化。特别在今年的疫情之下，移支付的社会价值正在凸显。
新冠疫情仍在全球快速蔓延，而中国经济的复苏在全球范围内显得“一枝独秀”。国家超强的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，以及社会文化的因素是其中的关键（《为何新冠疫情中，东亚国家的公共管理要比欧美国家有效？》），但移动支付也发挥的关键作用，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：
第一，能减少了病毒传播风险，支撑社会重启。因为新冠病毒可以在钞票、玻璃等表面存活，比起现金支付，移动支付显然就要安全得多。
事实上，其他国家也在疫情中意识到了移动支付的价值，欧盟、新加坡、日本等在疫情期间鼓励和推广移动支付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chael Spence也认为，“疫情会加速美国朝移动支付方向转型”。
其二，助力电子振兴模式，刺激消费市场。很多城市都通过发放消费券的办法来提振消费，这是一种较好的短期刺激手段，而移动支付在消费券的发放过程中同样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比传统的纸质消费券效率更高，成本也更低，其背后的支撑就在于我国已经拥有成熟完备的移动支付体系，这是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。
回顾移动支付的诞生，银联成立是移动支付的第一个阶段，其任务是实现全国联网通用，推动解决银行卡跨行、跨地区使用问题。从2002年我国的银行卡普及率仍不到10％，发展到2012年我国银行卡的普及率达到43.5％，接近欧美国家的整体水平，这前后不过十年的时间。
第二个阶段，快速支付诞生，从技术上开放了付款帐户和商业银行帐户之间的接口，使银行帐户中的资金可以方便快捷地输入支付帐户。这个时期，银行账户与支付账户之间的账户之争逐渐显现，支付行业的商业模式也开始发生变化。
第三个阶段，QR码促进了在线支付，并加速移动支付的发展。QR码在2011年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支付市场的市场结构。标志事件是2012年春节期间，微信红包导致支付账户快速增长。2019年时，微信和支付宝占移动支付市场的95％。
第四个阶段，场景化的支付诞生。由于二维码支付的使用比以往其他支付来得更为普遍及广泛，中国银联正推动二维码的互联互通。刷脸支付也浮出水面，支付宝和微信、银联都推出了各自相应的刷脸设备“蜻蜓”、“青蛙”和“蓝鲸”。
同时，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司已经开始获得支付许可证。2018年，拼多多收购了付费通；2020年，字节跳动和携程获得了支付许可证。互联网+支付支付机构在移动支付市场中占据主要份额。
但是，支付不管如何发展，本身并不能独立存在，而是深深地嵌入场景中，如果没有场景，就不会有支付，也就是“真实场景+真实交易=真实需求”的模式。
由于互联网公司掌握了最核心的用户画像，因此很容易在生态系统中赋予价值。同时，第三方支付机构从在B侧的深入发展，并不断改善B端市场的数字化。
但全球没有一个国家有针对互联网+支付账户企业的监管。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，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优势，场景数据优势可以降低融资成本，使得互联网+支付的企业可以轻松进入金融领域，这就为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。
而且，互联网+支付账户带来的数据的非竞争性、边际成本低等特点，如果对生态体系的其他企业实行排他性限制，将对整个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都不利。
未来，互联网+支付的整合促进了社会系统的数字化，将推动支付生态的数字化发展。事实上，伴随着扫码支付普及这几年，数字经济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。而支付业务也已成为商业最重要的基础设施，移动支付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绝对动能。